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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本质上属于行政权，检察权不能介入侦查权的实体运行，处理两者关系应当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保持明确的分工、独立地位和监督制约关系。

在文义上，互相一词体现了双向而非单向制约关系，即每一机关都对其他机关形成一定制约，同时它也成为其他机关制约的对象。当出现证据方面的疑问时，检察院或法院本应提出质疑，实践中却是三机关共同商讨如何淡化甚至掩盖。

（参见林山田：《刑事程序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3版，第163页以下。在上述两起错案中，被告人都是在当地政法委组织召开案件协调会之后被定罪量刑的。由于缺乏有效的互相制约，强调公、检、法三家在对敌专政方面的统一性而忽视它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性，使得政法机关向着单纯的专政机关进一步发展。宪法之所以要设立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乃是基于对三机关权力性质的不同认识，通过各自功能的发挥来保障人权，而不是以一个机关取代另一个机关。[42] 前引﹝20﹞，沈德咏主编书，第114页以下。

[10] 1979年7月27日，彭真在全国检察长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是改革的结果，将大批非党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审判人员）调出司法机关之外，有些领导他们的党员审判员或审判长等却有时既不懂法律，而中文水平又很低，甚至连独立写判决书的能力都没有。但是关于文化遗址的问题，你局必须严格遵从省政府的批复。

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告诉行政机关做什么，还要帮助它们解决问题。合议庭内的三位主审法官并未附和副院长的意见，而是说明这是副院长的意见，我们没有意见。政府的立场是认为该男子根本没有跳楼的必要。为了让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法官们就需要熟悉各种行政领域的运作，否则很难做出让双方当事人都信服的判决。

事实上，司法建议的一些非正式的特征反而能更好地传递信息。因此，行政法可能被边缘化了。

举例而言，在那起工伤案中，法院可以简单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非机动车的定义，来驳回原告的诉求。法院也乐意在不同语境下，面对不同部门享有某种权威。还有一份涉及房屋拆迁的司法建议则指出行政机关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47条的规定，该机关在发布土地规划和拆迁许可之前没有通知相关的私人主体参加听证，因此侵犯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地方政府（二）司法建议之改进法院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利用司法建议来纠正行政机关的不合法行为。

而土地、规划、房屋拆迁、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则位于该市2008年败诉的行政机关的前列。那些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政府部门能够抵御来自法院的压力，而较弱的部门则不得不屈从。[23]See Zhang Xuehua，Leonard Ortolano，and Lü Zhongmei，Agency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Court Enforcement of Pollution Levies in Hubei Province，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202 （June 2010），pp.307-326.[24]刘跃南、鞠晓雄：《超越理论争议和现行法律制度局限的实践》，载《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Z3期。我们会听取建议并依据法律处罚相关人员。

承办该案的合议庭试图抵御这样的干涉，他们提供了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省一起类似的案件做出的清楚说明。相反，在较发达地区，对地方党政而言，不受拘束的行政权力已不是那样紧要，而行政法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变得日益有效。

作为与社会稳定联系最紧密的部门之一，它们改善了相关的程序并增加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特定类型的工业化，导致了一些有助于司法创新的特定型态的社会秩序。

[15]See Randall Peerenboom，More Law，Less Courts：Legalized Governance，Judicialization，and Dejudicialization in China，inT.Ginsburg and A.Chen，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NewYork：Routledge，2009，pp.175-202.[16]参见姜超楠：《江苏民告官案例胜诉超过半数，告拆迁的最多》，载《扬子晚报》，2010年9月28日。司法建议最初只是被用来加强判决执行，后来仅在《行政诉讼法》第65条中被顺带提及。Thomas Kellogg，Courageous Explorers：Education Litigation and Judicial Innovation in China，Harv.Hum.Rts.J.，Vol.20 （2007），p.57.[8]参见T市中级人民法院：《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经验》，载《T市审判》2009年第2期。于是似乎只要行政机关越弱势，依法行政就越可能得到推进。最明显的就是房屋拆迁部门。在这种背景下，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的行政诉讼就有可能获得支持，司法创新就能有更多空间，依法行政就会迅速发展。

[20]被告的权力和资源无疑是影响判决结果的重要因素。[10]See Michael W.Dowdle，On the Regulatory Dynamics of Judicialization：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Exploring‘Judicialization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in T. Ginsburg and A. Chen，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New York：Routledge，2009，pp.22-38.[11]参见T市中级人民法院：《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经验》，载《T市审判》2009年第2期。

[15]在×省，当地的经济已经呈现为价值增值型，因此不需要过多地依赖房地产业，法院在处理那些蛮横的拆迁行为时更为大胆。[19]相反，如果是针对公安机关这样强大的行政机关的诉讼，相较于起诉其他部门，原告的胜诉率是最低的。

下面的三起案件，能够帮助我们洞察法院是如何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并与不同的行政机关周旋的。【注释】[1]参见刘晓鹏：《司法建议为何没人接茬儿》，载《人民日报》，2007年3月20日。

在那些地方，资金充足的法院能够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法官。没有强制性规定要求那些被建议的部门给出回应。法院在此暗示，外部司法环境最重要的方面，是法院的权威得到逐步建立。据×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副院长说，司法建议的目的，是为了推进良性的互动，而不是要置相关机构于窘境。

双规作为纪检部门专门用于羁押干部的一种形式，对政府官员而言依然是最有力的威慑。法院设计了多种有效的司法创新具体措施，来规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行为，包括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司法建议以及创造性地运用法律等。

[8]在法院的压力之下，政府机关都能认真地对待法院的司法创新。[14]这次抵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这起案件并不涉及社会矛盾并紧迫地威胁社会稳定。

但书记员一字不落地记录了这一谈话，将其作为不公开的附件附在了案卷内，并要求副院长对这一会议记录签字。如前所述，在那起机动车证书检验案件中，来自公安局的压力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如果原行政主体或上级行政主体确认行政行为为有效或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答复，则可向法院提起确认无效诉讼。[42]在行政法上，主张行政行为无效是相对人的一种权利。因此当行政主体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时，相对人可以寻求其他的权利救济手段。当然，由于行政行为的特殊性，一般法上的正当防卫制度在适用于行政领域时应当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它一般只能适用于行政主体强制执行违法严重和明显的无效行政行为且伴有严重暴力的场合。

要使确认无效判决真正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在诉讼程序上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相分离。首先，确认无效与确认违法之间如何界分？即何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何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其次，如果确认无效判决仅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23]那么依法不成立与无效之间又如何界分？总之，该规定并未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

另一方面，当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个可能构成无效的行政行为，法院审查是否予以执行时，同样应当体现程序抗辩的理念和原则。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如何界定个人防卫权（或抵抗权）？个人防卫权对于国家权力是否存在？当公民感到执法不公甚至违法之际，究竟公民是应当当即反抗执法还是事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3l条。[36]中国是一个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因而我们不存在类似于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